弘扬民主、科学与爱国主义

一百年前（一八九八年），岁次戊戌，清朝光绪皇帝下诏变法，创办京师大学堂，拟作为尔后各省设立学堂之典范。京师大学堂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，也是戊戌新政的产物，唯新政仅及百余日，旋即结束，胡适因此称北京大学为新政的“遗腹子”。新政旨在追求中国之富强，诚如康有为在奏折中写道：“方今之病，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，处列国竞争之世，而行统一垂裳之法……观大地诸国，皆以变法而强，守旧而亡。”当时变法的内容首推兴民权、立宪政。梁启超认为，要发达民权、实行宪政，必须先启发民智，因此坚决主张改革学制，其理想为：“远法三代，近采泰西，合科举于学校，自京师以讫州县，以次立大学小学，聚天下之才，教而后用之。”

因此，北京大学自创校之初，即有集天下英才，以共同推动中国现代化的理想。到了“五四”前后，北京大学更成为新文化运动与爱国主义运动的大本营。当时的知识精英提出“民主”与“科学”做为启蒙与救亡的张本，对当代中国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。从清末昙花一现的变法维新，以讫今日改革开放的具体成果，北京大学可谓陪同中国走过坎坷艰辛的一百年。中国现代化的曲折历程，北京大学不仅是见证者，也是参与者。

我生于一九○七年，一九三四年始任教北大。抗战军兴，我随同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校，经长沙迁昆明，成立西南联合大学。一九三八年，为庆贺北大四十周年校庆，我撰写一本专著，讨论多原分子之振动光谱及分子结构。两年后，英文书稿在上海付印，一部分运至美国。此书竟成为该门物理学的第一部完整权威著作，为我个人及北大获得相当高的荣誉。我生于民国之前，虽不敢说参与创造历史，却是实际走过历史；而我在北大先后十二年，见证了学校在苦难中的颠沛流离，也随着学校而成长，身上早已长有北大的细胞。如今隔着海峡，遥祝北大的百年大庆，心中实在感慨良多。

北大的百年历史与中国动荡波折的现代化历程是不可分割的。如今，大陆实施改革开放二十年，可说是已为中国摸索出一条现代化的道路。中共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定的基调是解放思想，独立思考，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，从而为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开出一条新的途径。

蔡元培校长当年在北大的治校理念，可总结为“兼容并包，教授治校”八个字。其中“兼容并包”即是尊重“学术独立”与“思想自由”。蔡元培说：“我对于各家学说，依各国大学通例，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，无论何种学派，苟其言之成理，持之有故，尚未达充分淘汰之命运，即使彼此相反，也听他们自由发展。”至于“教授治校”，使全校师生对校政与校务有直接的参与感，为学校带来讨论的风潮与蓬勃的朝气，其精神无非就是“五四”所倡议的“民主”。

然而，做为有机会在北大受教或任教的知识精英，除了对“民主”与“科学”的精神要有深刻的体认之外，对于历史进程中曾经出现过的“反传统”风潮，也要有真切反省的能力。中国自鸦片战争遭西方以武力挟其工业文明大举进逼以来，民族的自信心与自尊心可谓丧失殆尽，对于传统文化的价值开始动摇，有人甚至否定其在现代社会的意义。事实上，世界从未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，否定自己的历史传统，而能完成现代化的挑战。做为一个北大人，应以重建“中国文化主体意识”为己任，来开创中国民族璀璨的未来。五四运动，就其改革的热情与追求进步的强烈意图来看，无疑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发动的爱国救国启蒙运动。近代德国的精神导师费希特和中国革命领袖孙文，对于民族的救亡图存有类似的看法：“对一个四分五裂的民族，要其站起，重新出发，必须先从恢复这个民族的自信心与自尊心着手。”而文化主体意识的重建，正牵涉到民族自信、自尊的恢复。因此，“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意识”，是所有关心中国现代化前途的知识分子都不能回避的一个课题，也是爱国主义运动者必须努力的一个标的。